摘要：基尼系数是国际社会都普遍适用的描述贫富差距的经济指标，并且围绕其为中心衍生出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经验，但是目前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待考究。文章从基尼系数的适用条件出发，讨论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基尼系数的适用性方面的区别，根据中国的社会组成与西方基尼系数形成和使用时的社会组成的不同，得出在西方社会适用的基尼系数的实践结论不能拿来直接使用的结论。

　　关键词：基尼系数；贫富差距；适用性；中国化

　　引言

　　基尼系数是国际社会普遍适用描述贫富差距的经济指标。基尼系数表达的是和目前的分配状况和绝对均匀分配的差距，当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的时候，基尼系数等于零，当社会两极分化到绝对的时候，例如一个人拥有所有的财富，基尼系数将等于1。可见，基尼系数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好。过小的基尼系数的代表是计划经济，此时个人的主动性不好，基尼系数过大的时候，社会出现大量的穷人或者富人，对社会的稳定性也有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直到最近几年逼近0.5，针对基尼系数的讨论和研究也在国内展开。围绕基尼系数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使用条件，本文试图理清基尼系数在国内应用遇到的障碍，分析国内基尼系数的走势原因，对基尼系数有一个全方位的学习和认识。

　　一、基尼系数的产生背景

　　基尼系数不是基尼发明的。1905年经济学家马克斯·劳伦茨提出表示收入分配的曲线，即劳伦茨曲线，劳伦茨的研究对象是1905年左右的美国[1]。194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劳伦茨曲线的基础上定义了基尼系数。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全国开始高速的工业化，5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使美国步入工业化社会。在1860年时，美国农业人口比例为58%，而到1905年时住在农业地区的人口比例已经下降到31%，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不足15%，而其中只有半数将农业作为主业，并且农民的平均年龄高于40岁[2]。今天的美国农民比例已经不足1%，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然而今天中国的农业户口仍然有约9.5亿，占比约61%。1905年的美国人口约为8500万，但是从1865年到1905年就有约3700万的移民涌入美国，这些人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3]。

　　因此，此时的美国已经完成城镇化，社会整体上已经是工业社会。劳伦茨曲线不是劳伦茨首先提出的，但却是因为劳伦茨而传播开来的，其原因是劳伦茨曲线符合当时的美国社会，即基尼系数可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衡量政策的优劣。也就是说，基尼系数的应用对象应当是类似与1905年美国的社会，即社会统一、经济元素交流无阻碍、经济的地区化差异小的社会，而欧洲就是这样的典型社会，因此欧洲就是基尼系数极好的应用对象，此次基尼系数于意大利出现就不出意料了[4]。

　　二、基尼系数在中国应用遇到的障碍

　　(一)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不成立

　　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7左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基尼系数在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理论上中国已跨入收入差距较大，财富分配非常不均的状态。基尼系数高时，就应该高度关注，否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导致社会动荡。

　　研究指出西方国家在基尼指数超出0.4后社会可能出现不稳定，基尼系数是西方在完成了城镇化之后才开始使用的，但是中国目前城镇化不高。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依然很高，因此城乡差距会将基尼系数拉大，即中国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不能像西方那样设在0.4。

　　(二)地区的经济联系不强

　　中国领土面积辽阔，不同地区的交流不强，而这些地区不符合基尼系数适用的条件。例如，2016年上海人均收入5.4万元，人口2400万人，基尼系数0.4，贵州人均收入1.5万元，人口3500万人，基尼系数0.4，将这两个地区一起考虑，基尼系数不再是0.4而是0.73，这两个地区依然稳定发展。原因是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联系较小，基尼系数的成立条件不再满足[5]。

　　(三)隐性收入未考虑

　　收入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实质是“分配公平”，而不是“贫富差距”，虽然人们将基尼系数确定为贫富差距的衡量指标，但是基尼系数实质是“分配公平”。与西方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中国人喜欢存钱，而且“隐性收入”的比例也比较大，这使得基尼系数在中国更不适用[6]。中国人喜欢存钱，使得收入高低与贫富的联系减小，而西方人不储存钱，因此他们的收入高低更能体现贫富。隐形收入是指计算基尼系数时没有计算在内，却使得研究对象受益的福利、津贴等，例如某些公司的管理阶层的工资和工人相比差距不大，但是所享受的福利差距很大。公务员的工资也和工人差距不大，但是享受的养老、医疗却比工人高，因此不能将他们划分为“低收入人群”。据估计，考虑了隐性收入的收入基尼指数在0.58左右，而财产基尼指数则在0.72左右。

　　因此，基尼系数也要经过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水土不服”的问题。有关基尼系数的诊断、判断和结论就不能直接“拿来主义”。

　　三、中国的基尼系数

　　(一)中国基尼系数现状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不能很好地反映贫富差距，但这不代表基尼系数就一无是处了，只是需要更仔细地考量基尼系数，这样才能明白基尼系数变化的实际原因，发挥其作用。

　　在1980年以前，国内的基尼系数很低，原因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而国民的积累财富也很低，因此大家的收入差距小，贫富差距小。但是这样小的基尼系数反映的是单一的分配制度，计划经济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也缺乏积极进取的诱因，基尼系数长期由于这种原因而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也会导致社会矛盾出现，如产生特权阶级、发展速度下降甚至倒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政治经济体的崩溃。经济改革逐渐改变了分配制度，从而避免了使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长时间处在低到危险的地步[7]。

　　1980年后一直到2010年，基尼系数不断上升，还冲破了0.4的警戒线，这与近年来所采取的措施有关系。经济改革从设立经济特区开始，这些经济特区多是处在东部沿海，对外贸易相比内地地区更为方便，特区便利的通商地理位置本来就会导致市场经济情况下的地域差距，政策的倾斜导致这些地区的优势更加明显。将这时的政策差距也归为地域差距，因为不同的地区政策不同，而经济政策在通商方面更加强化了这种地域差距，因此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后全国范围的基尼系数迅速上升[8]。

　　2010年左右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值，并逐年下降，根据前文推断及基尼系数下降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地域差距的减小。改革开放后期的经济开放区逐渐增多，并且还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任务来减小地域差距，长江流域的经济活动点逐年增加，进入超高速发展时期，而早期的经济开放区则因为城市规模已经达到了特大城市，经济增速趋于稳定，超高速发展的遗留问题逐渐凸显，因此二者之间的差距趋于缓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将来也会逐渐变成超大城市，并且遇到类似的城市规模问题[9]。

　　(二)导致中国基尼系数大的两个因素

　　1.城乡差距。城乡差距的本质是城市经济的资本性和农业经济的非资本性，使得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高于农业经济，但是城乡差距在中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城市和农村一般在不同的地区，并且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在城镇化、工业化完成度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城乡差距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将会变得很小(因为农业人口数量小，并且收入上升)，因此将城乡差距也归入到地域差距。

　　只要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停止，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就一定越来越小，并且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会使农民数量下降，而且使土地逐渐集中，农民收入上升，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在地域差距中所占比例。

　　2.阶层差距。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承认可是又一定存在，并且近几年来由于社会体制的形成而不断增大，显然在经济改革初期和改革后第一代人时期并不是基尼系数增大的主因，但这是一个目前值得关注的问题[10]。阶层差距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在相同地区或城市的群众，比如一个城市的市民，一个城市本身的基尼系数，这样的基尼系数才和西方的基尼系数比较类似，也就是说，西方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在单个城市的适用性上要比全国基尼系数的适用要好[11]。但是中国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城市中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创造的财富没有被带走，而是留在了城市，这部分财富所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是西方的基尼系数理论没有考虑到的情况，但是这会导致基尼系数不断增大。

　　四、要关注的问题

　　(一)城乡差距

　　罗斯托等人把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传统农业、过渡、高速发展、成熟经济、民众高消费等五个阶段。而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就是“高速发展阶段”，而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我国目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过程，我国的农业依旧占很大一部分，或者说我国处在这个变革的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过程。学者将这个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此消彼长作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突出特征。由于我国巨大的农业基础和悠久的农业历史、庞大的农业人口总数，使得这个转变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变革，当然，一定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发展的方向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城市化，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下降，农民的收入上升，但是如何同时实现所有的要求就是考验政府的一个难题。

　　(二)地域差距

　　地域差距不会消失，中国的地域差距较大，缩小地域差距是现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不能一味地追求缩小地域差距。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到地域差距不仅只和地理因素相关，还和政治政策因素相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因素能起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善用利用地域差距，维持地域的独特性。

　　(三)基尼系数的计算

　　由于中国的地域差距过大，普通的收入基尼系数常常得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要引入“加权基尼系数”，或者“比基尼系数”。以相对独立的地区的人口作为权重，对恩格尔系数进行计算基尼系数，得到加权恩格尔基尼系数，以此来作为贫富差距的指标，而不只是采用收入作为贫富差距的指标。使用这种计算方法使得相对独立的地区的基尼系数不会相互产生影响，排除计算过程中产生的卷积项。例如，北京和上海的收入不同，但是两个城市各自的基尼系数都是0.4，那么两个城市总共的基尼系数也是0.4。

　　结论

　　本文从基尼系数的适用条件出发，讨论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基尼系数的适用性方面的区别，从而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社会组成与西方基尼系数形成和使用时的社会组成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社会适用的基尼系数的实践结论不能拿来直接使用。传统农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二元，二者所占比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变化，最终工业部门会占据大部分，城乡差距在全国基尼系数中会占据较小比例。地域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直到现在全国基尼系数中起决定作用的差距；阶层差距正在逐渐形成并拉大。基尼系数在国内的使用需要经过适当的变化，使用类似加权恩格尔基尼系数能避免经济联系弱的地区因地区差异而带来的附加基尼系数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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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芳英.美国人口结构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J].外国问题研究,1998(02):22-25+62.

　　[3]杨靳,廖少廉.美国农村人口迁移与启示[J].人口学刊,2001(04):31-34.

　　[4]高明.19世纪之前法经济学的萌芽和发展[D].东北财经大学,2011.

　　[5]黄群俊.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基尼系数计算方法[J].统计与决策,2013(09):77-79.

　　[6]保永文.城乡居民财产分布差距:测度与分解[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6(02):93-99.

　　[7]王文锦.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D].安庆师范学院,2014.

　　[8]周小闪.贸易开放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9]杨耀武,杨澄宇.中国基尼系数是否真地下降了？—基于微观数据的基尼系数区间估计[J].经济研究,2015(03):75-86.

　　[10]马金言.中国人口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研究[D].吉林大学,2004.

　　[11]朱顺娟.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区域差异[J].统计与决策,2014(06):12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