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效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本文指出，数字技术冲击了乡村原有的经济和文化秩序，引发了“数字崇拜”危机，同时在数字化下沉过程中，乡村多元主体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仍显不足。为有效防范乡村治理转型中的风险，本文认为应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治理机制、强化数字治理安全保障、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从而形成乡村治理合力。

　　［关键词］数字技术；乡村治理；数字乡村治理；风险防范

　　0引言

　　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既要积极应对时代挑战，也要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对乡村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治理方法进行重塑，以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缩小城乡“治理鸿沟”，推动治理资源向乡村地区倾斜。同时，在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也应该重视新出现的治理风险，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治理风险对乡村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因此，有必要对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中的风险防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
       1.1顺应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发展需要

　　一方面，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也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完全可以借助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来解决各种难题，推动乡村治理从传统治理模式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型[1]。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乡村治理可以打破信息壁垒，消除当前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的协作障碍。通过建立乡村治理一体化平台，统一整合各部门的数据资源，理顺权责界限，有效解决信息传播的局限性，增强其他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感，防止信息资源垄断现象的发生。

　　1.2数字技术能够重塑乡村治理格局

　　现阶段，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逐渐深入，且已取得初步成效，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一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如需求表达、信息整理与分析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效率，推动公共服务从以往依赖经验转向科学的数据分析，有助于提高乡村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二是数字技术助力村民素质能力的整体提升。乡村治理有赖于村民这一重要主体的参与和支持。“数字村民”的出现，更有助于村民表达利益诉求，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同时，远在城市的“数字村民”也与乡村有了更紧密的联结，形成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和连接方式，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三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对乡村治理资源进行系统整合，联合多方力量解决乡村治理问题，能够为多元参与乡村治理创造机会和平台，使乡村治理的行动方向更加科学合理。

　　1.3数字技术的有效嵌入可以强化村民主体地位

　　一方面，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建设”“社区管理”等乡村事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化。村民能够第一时间获取乡村建设与发展的相关信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显著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做好网络媒体的舆情监测与监控，借助大数据技术做好数据分析，并通过数字化平台收集反馈意见，多措并举，有助于最大限度降低舆情风险，提高乡村治理中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数字技术的嵌入，强化了村民的主体地位，在表达过程中实现了民意和政策之间的双向互动。同时，村民的参与意识也会不断增强，随着村民治理能力和素养的提升，也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良性格局的构建。

　　2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面临的潜在风险

　　借助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在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融合的过程中却面临着潜在风险。

　　2.1冲击了乡村原有治理格局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乡村治理转型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也形成了多方面的潜在风险。一方面，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的需求。由于缺少政策和项目的支持，部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先进技术难以真正赋能乡村治理实践，乡村治理转型面临着基础设施、技术应用、高素质人才等短板。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对乡村传统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深刻的冲击。传统治理模式下，为实现治理目的，相关部门往往会设定硬性的量化指标，从而陷入“以数据为中心”的陷阱，冲击传统社会中以“人情”为核心的治理体系[2]。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原有的治理体系与现代化治理体系难免产生冲突，影响治理效果。此外，在乡村数字治理过程中，各主体所承担的职责也变得更加多样，而且会随着数字技术的精进而不断更新，从而产生责任转移、责任形式不明、责任边界模糊等问题，加大了责任界定的难度。

　　2.2遭遇“数字崇拜”危机，消解了乡村治理“自治”性一方面，乡村治理正面临着“唯技术论”的困境。

　　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基层政府习惯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手段与流程完成治理任务，固化乡村公共事务治理流程。虽然这种工作方式能有效减轻工作强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相关部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此外，如果在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仅仅追求治理技术及相关设施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求，就容易产生过度数字依赖、技术滥用等问题。另一方面，“数字贫困”的现象在乡村地区普遍存在。随着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渗透，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越来越高，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便捷的治理手段[3]。然而，数字技术的推广并非没有代价，它可能会产生“技术歧视”，从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例如，部分老年群体不仅未能平等享受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红利，反而容易在就业、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陷入“数字贫困”，这样不利于乡村治理和民生工作的开展。

　　2.3多元主体数字化治理能力不足

　　首先，村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不高。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迁出，导致留守在村里的人群年龄普遍偏大，他们对新兴的数字技术接受度不高，甚至有些人会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会破坏乡村原有的生活秩序，影响乡村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其次，乡村干部队伍数字化治理能力亟待提升。数字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基层干部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如何维护和管理信息化治理平台、利用数字设备收集分享相关信息等。然而，乡村治理队伍干部年龄普遍偏大，对数字治理方式接受程度不高，部分干部认为学习数字化治理只是“形式”，不但不能实现乡村振兴，反而会增加工作量。

　　3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潜在风险的防范策略

　　着眼新时代新征程，有效防范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的潜在风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需要多元解纷、共克时艰。

　　3.1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潜能

　　第一，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风险应对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加强乡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借助国家政策和相关项目，推进5G基站向农村地区延伸，升级农村宽带，解决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问题，为乡村治理提供完善的数字网络支持。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现代化治理路径，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相结合。通过构建智能化综合治理服务平台，为乡村治理数据共享共用创造条件。第二，完善制度机制，明确治理主体责任。一方面，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明确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其在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政策支持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乡村自治组织也要打破惯性思维，在充分把握外部机遇的同时，主动出击，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探索出适合本村的特色治理模式，逐渐摆脱对政府帮扶的依赖，提升自治水平。第三，加强政策引导，让数字监督释放治理效能。一方面，构建数字治理监督体系。要完善乡村事务、乡村财政审批流程，打造数字化村务公开平台，督促村干部进行每日工作汇报，做到事事有流程，事事有监督，避免由“技术壁垒”“数字鸿沟”等因素产生乡村治理腐败的问题[4]。另一方面，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密切关注治理项目的审批流程、人员审核、资金支出等关键信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形式找出风险根源，对相关责任主体严肃处理，将乡村治理转型中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3.2强化数字治理安全保障，防范技术异化风险

　　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转型潜在风险与数字技术息息相关。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理性和治理的价值理性之间存在张力。因此，在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技术异化风险。首先，建立完善的数字治理伦理审查机制。在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程中，要将公平正义、隐私保护、人文关怀等伦理原则嵌入乡村治理转型全过程，明确技术应用边界，切实保护相关主体隐私，防范算法歧视、数据滥用影响乡村治理进程。其次，构建系统化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围绕乡村数字治理实际，完善相应制度机制，明确数据治理权责，规范数据在采集、应用、共享过程中的技术规范和保护措施，切实保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5]。通过技术赋能为数字治理构筑安全底线。最后，充分尊重治理主体在数字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在治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避免技术对治理过程的主导，明确治理主体与技术之间的主次关系，防止因技术依赖影响治理主体的自主性，进而提升治理效能。

　　3.3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壮大乡村治理合力

　　第一，强化村民数字能力，增强村民参与感。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办村民夜校、组建家庭学习小组、设立数字技术示范中心等多种方式，对村民进行系统的数字化教育，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数字技术并理解数字化治理的重要性。例如，亲自示范使用手机App或微信公众号查询和办理相关业务，让村民了解到先进技术手段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办理相关业务，既节省了村民的时间，也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了双方共赢。另一方面，强化舆论宣传，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可以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微视频兑积分、支付宝扫码领红包等多种宣传形式，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变“局外人”为“局内人”，使农村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第二，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数字化培训。上级政府要在充分了解当地干部的数量、质量、教育背景的基础上，制定系统的培训考核方案，培养他们从数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运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成为数字技术的“行家里手”，更好地完成乡村治理任务，借助技术手段发现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充分发挥基层干部队伍在乡村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增强驻村年轻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相关部门要加快建立任务台账，细化职责定位，实行责任捆绑，将工作成绩纳入考核项目，同时要给予优秀技术人才相应的资金、技术、项目等支持，优化收入结构，提高他们参与乡村治理转型积极性[6]。

　　总之，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要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因此，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强化数字治理安全保障，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1］秦龙，陈*.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其风险防范［J］.贵州社会科学，2024（7）：139-146.

　　［2］陈晓琳.数字空间下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向与重构［J］.图书馆，2024（6）：59-66.

　　［3］王福帅，周华连.从“数字嵌入”到“数字赋能”：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转向［J］.宏观经济管理，2024（9）：77-83，92.

　　［4］李长健，杨骏.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风险及其防范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6）：107-115.

　　［5］李海金，冯雪艳.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治理：挑战与应对［J］.社会主义研究，2023（6）：95-102.

　　［6］黄朝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改革，2024（7）：5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