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深入剖析现阶段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面临的困境，基于“技术牵引力、制度保障力、智力赋能力”（以下简称“三力”）协同的理论框架，提出针对性的路径优化策略，包括构建前瞻性法律体系、打造多元协同的智力赋能机制以及完善长期平衡的发展保障机制。唯有实现“技术 - 制度 - 智力”三者的有机协同与动态平衡，方能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从工具赋能向智能化的高质量跃升。

    ［关键词］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三力”协同

       0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先导性工程［1］。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资源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历经 4 个阶段，分别是数字化传播阶段、建设阶段、供给阶段与创新阶段［3］ 。这一演进历程不仅体现为技术架构的迭代升级，还蕴含着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从以行政效率为中心的技术工具应用，转向以公共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系统性治理创新。

      面对新阶段的挑战，本文提出“智力赋能力”这一核心概念，将其与技术牵引力、制度保障力并列，构建“三力”协同分析框架。智力赋能力不仅体现为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还体现为多元智力资源，通过知识生产、决策咨询、技术方案供给等方式，为数字政府建设全方位、多层次赋能。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发展， 本质上是技术、制度与智力三大驱动力量协同作用、动态平衡的结果，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将推动治理体系从“技术驱动”向“智力引领”深刻转变，力求为破解发展瓶颈、实现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1  “三力”协同的理论内涵

      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阶段，传统的“技术 - 制 度”二元分析框架已难以为继。本文引入“智力赋能力”作为第三维度，形成“技术牵引力、制度保障力、智力 赋能力”协同框架，以期促进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

      1.1 技术牵引力：基础与动力

      技术牵引力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与引擎，其内涵已从传统的基础设施扩展至智能化治理能力。数字政府体现了新技术应用环境下政府通过完成数字化转型实现治理的变革。首先，数字政府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4］ 。其次，数据治理与应用能力涵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可视化全链条技术体系，推动政务数据从“沉睡资源”向“治理要素”转化。最后，智能决策支持能力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的模式转变。技术牵引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天花板”，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制度和智力的协同支撑。

      1.2 制度保障力：规则构建与秩序维护

      制度保障力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合法性支撑与秩序性框架，这一力量主要通过 3 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战略规划层面的顶层设计，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与资源配置依据，数字中国战略及各地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形成了强大的政策推力。二是组织机制层面的适应性变革，旨在打破传统科层制的部门壁垒，重塑政府内部的权力与资源配置格局。三是操作性法律法规从微观层面嵌入程序，支撑数字政府有序运行。总之，制度保障力为技术与智力的互动提供了稳定的规则，防止技术滥用并引导智力赋能的方向。

      1.3 智力赋能力：知识供给与创新驱动

      智力赋能力是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指多元智力资源通过知识创造、方案供给、决策咨询等方式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强调的是专业化、组织化、系统化的智力支持。其实现机制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专家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如高校、科研院所、民间智库等通过专题研究、政策评估等方式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专业知识支持。第二，企业的技术解决方案供给，如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中积累的经验与方案，为政府治理创新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路径。第三，公民的数据贡献与问题发现。公众通过参与式感知、数据采集等方式成为政府数据收集与问题识别的重要补充，同时以公众需求为牵引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总之，智力赋能力为技术和制度的优化提供了持续的知识流与创新动力。

      1.4 “三力”协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技术 - 制度 - 智力”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既体现为技术创新倒逼制度调整，也体现为制度设计引导技术发展方向。技术与智力的协同表现为技术工具为智力成果的转化应用提供载体，同时智力资源为技术的创新开辟空间。制度与智力的协同则体现为制度为智力参与提供渠道保障与激励相容机制，而智力成果通过影响政策制定与评估推动制度优化。简而言之，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追求的是“三力”之间的协同共振。

      2  现实困境：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三力”协同失灵

    “三力”协同是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核心驱动力，但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三力”协同失灵现象。

      2.1 技术赋能与制度规范间的“适配性困境”

      技术与制度间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技术超前与制度滞后的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快速迭代，超过现有法律法规与制度规则的调整速度，这种制度的滞后性使得新技术应用面临合规风险。其次，组织架构与数字治理要求不匹配。尽管各地普遍设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但多数机构仍存在权责不清、协调乏力的问题。而数字政府建设项目多依赖临时协调机制，导致许多跨部门项目在专班解散后协同效应难以为继。最后，标准体系碎片化阻碍一体化进程。不同地区、部门在数据格式、接口规范、安全等级等方面标准不一，形成大量技术壁垒。

      2.2 智能供给与智力需求间的“精准性困境”

      技术应用与智力服务供给未能精准契合公众真实、多元且动态变化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首先，供给导向与需求脱节的矛盾突出。部分数字政府建设仍停留在“建系统、等使用”的供给思维，对治理一线和多元智力主体的实际需求调研不足、响应不及时。其次，“智力孤岛”现象依然普遍。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外部高校智库、企业研发中心、社会组织研究部门等多元智力资源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平台与工作机制。最后，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智力成果的供给侧与政府治理的需求侧之间缺乏高效的“转化接口”与“应用场景”，导致大量智力资源闲置与决策科学性不足。

      2.3 短期成效与长远发展间的“可持续性困境”

      当前，数字政府建设在绩效评价、包容性发展及技术自主性方面存在矛盾，导致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首先，绩效评价体系重指标、轻价值。现有的数字政府绩效考核多关注系统数量、用户规模等可量化指标，而对治理效能提升、公共价值创造等长期性、根本性指标的重视不够。其次，数字鸿沟与智力双重挑战。一方面，老年人、残障人士、低收入群体等面临使用数字服务的“接入鸿沟”与“技能鸿沟”；另一方面，中小型智库、基层研究机构、民间专家等智力主体因资源限制，难以平等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最后，技术依赖与自主创新平衡难题。核心技术依赖可能带来安全风险与发展自主性挑战，过度依赖商业公司的技术解决方案可能使政府陷入“技术锁定”与“路径依赖”的困境。

      3   路径优化：构建“三力”协同的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新格局

      面对上述“三力”协同失灵的困境，需要立足建设实际，系统构建“技术、制度、智力”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

      3.1  破除“适配性困境”：构建前瞻性的制度创新体系

      制度规则体系是数字政府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保障［5］，为实现技术与制度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共进，需 要着力构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体系。首 先，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同步规划。把政策制度 作为推进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关键抓手，加快制定 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权属、算法治理等核 心规则，为数据共享与协同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其 次，优化组织协同机制。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协同机制，建立常态化跨部门数字协调机 构。最后， 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标准规范，完善数据审批制度［6］ 。各政府职能部门应采取统一的标准处理数 据，规范数据存储形式、调用方式和业务系统接口，加 强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类信息系统的业务协同，提高 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程度［7］，确保数据在不同系统 间“无缝对接”。

      3.2  弥合“精准性困境”：打造多元协同的智力赋能机制

      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向需求牵引转变，关键在于建立精准响应、多元协同的智力资源整合与转化机制。首先，构建需求导向的智力供给模式。有效利用智库这一关键驱动力，构建一个系统性、常态化的嵌入式协同机制，实现治理需求与知识供给的精准对接。政府应依托智库人才、技术和资源等独特优势，聚焦特定场景开展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其次，搭建智慧资源整合平台。整合高校智库、企业研发机构、社会组织等智力资源，定期发布重大治理议题与研究指南，推动跨领域、跨机构联合攻关［8］。最后，打通成果转化与应用通道。建立高质量智库报告、科研方案的评估筛选与试点应用机制，打通从“论文”到“政策”、从“方案”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智力资源从“沉睡”到“激活”的高效转化。

      3.3  化解“可持续性困境”：完善保障长期发展的支撑体系

      要想确保数字政府建设行稳致远，需要构建兼顾效率、公平与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体系。首先，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应用体系。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度，打造政府内部专业技术团队。在对外合作中，通过多元化供应商和技术路径评估机制，避免单一依赖，确保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保持技术战略的主动权。筑牢安全可信的技术防线，构建纵深防御体系，建设预警平台，确保安全监测无死角盲区。其次，打造包容性参与环境。数字政府高质量在线服务建设是提升数字政府服务效能的关键途径，也是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坚实基础［9］ 。服务端，政府应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帮助数字失能人员提升数字技能［ 10］ 。最后，重构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包含技术效能、智力贡献、公共价值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与公众感知调查，引导建设方向从“形象工程”转向“实效工程”。

      4  结束语

      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牵引力、制度保障力、智力赋能力”三大驱动力缺一不可，其协同效应的发挥是突破当前建设瓶颈的关键。面向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协同模式从机械组合向有机融合演进，技术、制度、智力三者界限将日益模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二是治理重心从流程优化向价值创造转变。数字政府建设将更加关注公共福祉增进、社会包容发展等根本性价值目标。三是参与主体从单一主导向多元共治拓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公众等多元主体将基于各自优势形成协同创新的治理生态。最终，数字政府的高质量建设将不仅体现为政务服务效率的提升，还体现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增强，以更高的治理效能回应时代挑战与人民期待。

 主要参考文献
［ 1］孟天广 . 数字治理生态：数字政府的理论迭代与模型演化［J］. 政治学研究 ,2022(5):13-26,151-152.

［2］洪伟达 , 马海群 . 我国政府数据治理协同机制的对策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9(19):49-55,61.

［3］黄副总理如 , 莫莉娟 , 王跃 .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及建设启示［J］. 数字通信世界 ,2025(6):183-186.

［4］向静林 , 艾云 . 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23(11):4-23,204．

［5］马颜昕 . 论行政法典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回应［J］. 现代法学 ,2022(5):150-165.

［6］刘占文 , 王兴阳 .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分析与对策［J］. 中国信息界 ,2025(9):105-108.

［7］蒋敏娟 , 翟云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挑战与应对方略［J］. 电子政务 ,2022(1):54-65.

［8］魏娜 , 范梓腾 , 孟庆国 . 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治理机构网络关系演化与变迁：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考察［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2):91-104,172-173.

［9］王菁菁 , 王春梅 . 数字法治政府构建：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的问题与完善［J］. 中国司法 ,2022(9):68-72.

［ 10］陈婵 . 数字政府建设的挑战和路径探讨［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25(17):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