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重塑产业格局的背景下，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数字化转型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对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因，其次分析了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以期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效能，助力其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企改革；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路径

　　0引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由之路。2024年12月，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其中提出实施“国有企业数据效能提升行动”，足见国家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重视。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企肩负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使命，其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自身竞争力提升，更对行业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1]。然而，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亟待探索有效路径以突破困境。

　　1国企数字化转型动因概述

　　1.1制度环境的外生驱动

　　首先，国家战略导向为国企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数字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国企提出刚性要求，使其成为数字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其次，国资委考核指标变化形成强大倒逼机制。将数字化投入纳入央企负责人KPI考核体系，直接关联管理层绩效，促使国企从战略高度重视数字化建设，加大资源投入，推动转型落地。最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配套起重要带动作用。在智慧城市建设、区域数字化产业升级等项目中，属地国企承担关键任务。

　　1.2行业生态的竞争驱动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行业生态的变革成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部动力。第一，民企效率优势对国企形成倒逼之势。以京东物流为例，其凭借智能化仓储管理、大数据预测配送路径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了高效运营与快速响应。第二，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给国企带来了巨大压力。国内装备制造国企若想打破技术劣势，必须加速数字化转型，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第三，产业链数字化协同需求成为转型的关键动力。国企作为产业链重要环节，只有推进数字化改造，打通数据壁垒，才能满足上下游协同需求，稳固市场地位[2]。

　　1.3创新范式的内生驱动

　　工业4.0技术群落带来的代际差距，促使国企加速转型。数字孪生、物联网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全球先进制造领域，可实现生产流程的精准模拟与智能调控。国企为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质量，必须引入前沿技术，缩小与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鸿沟。同时，消费互联网经验向产业端迁移，为国企转型提供新思路。用户画像、敏捷开发等成熟模式，能帮助国企更精准地掌握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此外，面对技术“锁喉”风险，自主可控诉求成为国企转型的核心动力。以ERP系统为例，国际形势变化使部分国企面临SAP等国外软件技术限制风险。为保障运营安全，国企加速推进国产ERP替代，加大自主可控技术研发投入，构建安全可靠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2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2.1资源约束与能力陷阱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国企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与能力陷阱。一方面，数据治理失效问题突出，财务、业务数据相互割裂，无法协同分析，严重影响企业对整体运营状况的精准把握。同时，国企历史系统沉淀的沉没成本极高，老旧技术架构与新兴数字化系统兼容性差，改造或替换需巨额投入，且面临数据迁移丢失、业务中断等风险，阻碍数据治理推进。另一方面，技术依赖困境提高了转型难度。关键领域如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问题显著，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一旦外部合作变动，运营将陷入混乱，能力空心化风险凸显。

　　2.2组织惯性与改革张力的冲突

　　国企传统治理结构与数字化转型需求矛盾尖锐。在科层制行政管理下，多级审批流程冗长，以AI采购流程为例，智能算法可快速完成的决策，因需层层汇报审批，耗费大量时间，严重阻碍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与数字化扁平化管理要求背道而驰[3]。同时，党建工作与敏捷开发难以有效协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虽能保障决策规范，但在数字化项目高频迭代场景中，却成为技术快速迭代的阻碍，拖慢了创新步伐。此时，容错机制的缺失，使员工在尝试新技术、方法时顾虑重重，不仅抑制了企业整体创新积极性，也进一步延缓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2.3认知鸿沟与文化缺位

　　人才供需断层严重制约着国企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在人才市场竞争中，国企因薪酬体系相对固定，难以与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抗衡，对既懂业务又精通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吸引力不足[4]。另一方面，文化转型迟滞成为转型路上的隐形障碍。国企长期形成的风险规避文化，使员工面对数字化创新时谨小慎微，不敢尝试新技术、新方法，错失发展机遇。“等、靠、要”思维根深蒂固，部分员工过度依赖上级指令和政策支持，缺乏主动探索与变革意识，即便面对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也难以自发推动创新实践，阻碍企业向数字化文化的转变进程。

　　2.4合规风险迭代升级

　　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中，合规风险呈现动态升级态势。在数据安全领域，随着数据采集、存储与应用规模激增，数据泄露风险加剧，客户隐私等一旦外泄，将严重损害企业声誉与运营安全。在新兴技术应用方面，虽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能为转型赋能，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技术应用场景中合规边界模糊，企业易面临合规界定难、责任划分不清等困境[5]。同时，国际环境变化也带来新挑战，国企开展跨境业务、技术合作时，需同时满足国内外不同合规标准，合规管理复杂程度大幅提升。多重合规压力叠加，要求国企必须构建更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

　　3国企改革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

　　3.1重构数据治理体系，攻克关键技术

　　3.1.1建立统一数据中台

　　建立统一数据中台是打破部门数据孤岛的关键举措。通过搭建数据中台，可将分散在财务、业务、生产等各部门的数据进行标准化整合与集中管理，消除因部门壁垒出现的数据隔阂，实现数据在企业内部的高效共享与协同分析。同时，针对历史系统沉没成本高的问题，采用渐进式系统升级策略，避免大规模替换带来的高风险与高成本。优先对与企业核心业务关联度低、技术兼容性好的系统进行改造，逐步推进整体数字化升级，在保障企业稳定运营的前提下，提升数据治理效率。

　　3.1.2设立核心技术攻关专项基金

　　设立核心技术攻关专项基金能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国企可通过专项资金，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集中资源开展自主研发，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此外，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与高校、科技企业共建研发中心，借助高校的科研力量与科技企业的市场转化经验，加速技术创新进程。同时，还需重视内部技术团队的培养，通过专项培训、项目实践等方式，提升员工的技术水平，减少对外包运维的依赖，逐步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为数字化转型筑牢技术根基。

　　3.2优化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创新

　　3.2.1试点“敏捷治理”模式

　　国企可通过试点“敏捷治理”模式破解科层制管理与数字化转型的矛盾。一方面，可设立数字化专项绿色通道，针对技术迭代等数字化项目，简化多级审批流程，压缩冗长的决策链条，使企业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提高项目推进效率。例如，对小型数字化创新项目，可赋予基层团队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减少层层汇报环节。另一方面，在党建与数字化融合方面，积极探索新机制。在“三重一大”决策程序中增设数字化议题快速审批流程，既保障决策的规范性，又满足数字化项目高频迭代的需求。例如，对于技术含量高、时效性强的数字化项目，可组建跨部门的联合评审小组，缩短决策周期，实现党建工作与敏捷开发的有效协同。

　　3.2.2建立创新容错基金

　　建立创新容错基金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试错与迭代是必经之路，但员工可能会因失败受罚而畏缩不前。创新容错基金可为创新项目提供风险兜底，明确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失败不予追责，并对创新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给予奖励。例如，对于尝试新的数字化营销模式、生产管理技术等项目，即便未达预期目标，只要能总结有效经验，基金可为其承担部分成本损失，以此鼓励员工大胆创新，营造包容失败、敢于突破的创新氛围，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顺利进行。

　　3.3培育数字化人才，推动文化转型

　　3.3.1实施“数字素养提升计划”

　　实施“数字素养提升计划”是解决国企人才数字技能缺口的关键。应针对不同岗位层级开展分层分类培训——为管理层定制数字领导力课程，帮助其掌握数字化战略规划、数据驱动决策等能力，以引领企业转型方向；对基层员工，开设基础数字技能培训班，涵盖办公软件智能化应用、数据分析入门等内容，提升日常工作数字化水平。同时，企业还可以建立线上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课程资源，方便员工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推动全员数字素养整体提升。

　　3.3.2推行“小步快跑”试点文化

　　推行“小步快跑”试点文化，可有效缓解国企风险规避与“等、靠、要”的文化困境。鼓励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以小规模、低成本的试点项目为切入点。例如，先在单个车间试点物联网设备改造，或在某区域市场尝试新的数字化营销方案。通过快速试错、及时复盘，将成功经验迅速复制推广，并将失败教训作为改进依据。这种方式降低了创新风险，打破员工对大规模变革的恐惧心理，逐步培养员工主动探索、敢于创新的意识。同时，设立试点成果展示与表彰机制，对表现突出的试点团队给予奖励，营造积极创新的文化氛围，推动企业从传统管理文化向数字化创新文化转型。

　　3.4建设智能合规体系，提升政策适配性

　　3.4.1组建专职合规团队

　　组建专职合规团队是国企强化合规管理的首要任务。该团队需汇聚法律、数据安全、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结合数字化转型需求，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模型。通过整合企业内部运营数据与外部政策法规变动信息，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安全、技术应用合规性等风险进行实时监测与预警。

　　例如，当数据采集规模达到特定阈值或政策出现调整时，系统可自动触发风险评估流程，合规团队可快速介入，对潜在风险进行研判并制定应对策略，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同时，定期对团队成员进行专业培训，确保其及时掌握最新法规动态和技术手段，持续提升合规管理能力。

　　3.4.2设计弹性合规框架

　　设计弹性合规框架是国企适应政策变化的核心举措。该框架要打破传统僵化的合规管理模式，构建具有动态调整能力的合规体系。一方面，建立政策跟踪机制，实时关注国内外法律法规、行业监管政策的变化，及时将新要求融入合规框架；另一方面，采用模块化设计思路，将数据合规、业务合规等不同领域的管理要求拆解为独立模块，根据政策变动灵活组合调整。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政策收紧时，迅速强化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模块的管理标准。此外，定期开展合规框架的内部评估与优化，通过模拟不同政策场景下的合规应对，验证框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确保企业在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中始终保持合规运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合规保障。

　　4结束语

　　国企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路径。尽管在转型过程中面临资源、组织、人才与合规等多重挑战，但通过重构数据治理体系、优化治理结构、培育数字化人才及建设智能合规体系等针对性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困局。未来，国企需以更大的决心与创新魄力，将数字化转型融入发展基因，持续激发组织活力与竞争力。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雍君，田诗雨，李晓健.国企改革背景下人才队伍建设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以某国有勘察设计企业为例［J］.管理现代化，2023，43（4）：104-111.

　　［2］郭啸寒.数字化背景下国企改革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研究［J］.中国信息化，2025（5）：111-112.

　　［3］王彦佳.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现代化研究［J］.现代企业文化，2025（3）：31-33.

　　［4］季小峰.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4（12）：21-24.

　　［5］何碧云.国企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5，28（5）：13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