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国家各项战略落地的主力军，在参与国际竞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境外融资是国企获取低成本资金、优化债务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活动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有了明显变化。从2023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外汇管理局、国资委等部门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既要进一步规范境外融资秩序、强化金融风险防控，也要为国企开辟更灵活多样的境外融资渠道。

　　新政策及其对国企境外融资的作用

　　增强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制度规范性

　　国内于2023年2月正式推行的《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是现阶段国有企业开展境外融资活动需遵循的基础性政策。这一政策强调将超过1年期的各种中长期外债全部实施统一管理，要求企业须于借用外债前完成审核登记，若未完成登记活动不得开展融资。此项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构建风险防控机制。这一政策强调，国有企业应该提交外债本息偿付计划及相关风险防范方案，要求企业必须打造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此项规定推动国有企业主动加强现金流管理以及债务方面的可持续性分析工作，防止由于过度举债而引发偿债危机问题。

　　这一政策对资金的具体用途作出精准引导。所有外债资金必须聚焦主业，且能够满足国家宏观调控以及产业政策要求，严禁用于投机或者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述要求使国企将境外融资活动开始与国家战略（包括科技创新等）产生紧密结合，防止资金出现空转问题。

　　优化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2023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推出《关于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通知》，该政策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之前的1.25调整为1.5。借助市场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境外融资空间，且更好地应对当时人民币汇率正在面对的贬值压力，从而促使外汇市场实现供求平衡。此项政策的核心机制是借助调整计算公式中的主要参数，从而对企业可借用的外债规模产生影响。对国有企业来讲，此项政策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直接扩大国企境外融资规模，从而缓解国内资金压力，尤其是基建以及能源等资金较为密集的行业。借助扩大境外融资规模适当补充资金缺口，从而支持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

　　改善融资结构。国有企业能够结合国际市场环境科学灵活地对融资工具进行选用，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国内信贷机构的依赖。

　　政策借助提升境内美元流动性，进一步缓解外汇市场当中美元供求偏紧这一矛盾，能够促进人民币汇率的有效稳定，为国企跨境业务创造一个相对更为稳定可靠的金融环境。

　　推动外汇便利化

　　进入2025年之后，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正式实施外汇便利化改革政策，其中涉及的核心政策内容为“扩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对于试点企业而言，通过自主决定外债以及境外放款的具体集中比例，借助国内资金主账户有效办理境外成员企业的一系列资金收付活动，从而达到全球资金实时调拨的目标。

　　强化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

　　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一些国有企业由于风险管控不足造成违约事件频发，这不但对国企自身信誉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推行了《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该政策明确指出央企应该打造完善的境外债券风险防控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企业应该编制能够覆盖发行前、存续期以及兑付期的高质量全周期管理方案，比如借助现金流预测模型科学精准地评估偿债能力，通过实施压力测试模拟一系列极端市场情景，同时打造应急资金池用来高效应对各种突发流动性危机。

　　政策强调央企应该定期披露财务信息，主动与国际评级机构进行沟通交流，以此保证信用评级稳定。若实际评级下调至投资级以下，将会导致企业面临融资成本迅速提升问题，甚至可能直接被市场拒之门外。

　　企业应该通过建立专业团队，实时跟踪国际货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等。比如处于美联储加息周期时，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企业及时对美元债发行计划采取调整措施，防止发生利率成本大幅度提高情况。

　　这个政策对国企境外融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国企从“重融资轻风控”逐渐地转变为“融资与风控并重”，从而降低由于市场波动引发违约的概率，有助于更好地维持国际投资者信心；另一方面，一个良好的风险防控记录，能够增强国企在国际市场当中的议价能力。结合有关数据来看，在推行政策之后，一些合规管理达标的国有企业实际境外债发行率平均低于行业基准0.5—1个百分点。

　　国企利用政策提高境外融资水平的策略

　　提升自身资质，满足优质企业要求

　　新政策背景下，优质企业资质开始成为国企有效获取境外融资政策红利的关键。借助优化财务表现、打好信用根基以及锚定战略方向，国有企业能够精准对接政策要求，切实增强境外融资竞争力。具体做法如下：

　　优化财务。国有企业应该打造“降本+盘活”双轮驱动机制。比如完善成本动态监控体系，按照季度全面梳理原材料采购以及能源消耗等一系列重点成本项，针对已经明显超行业均值的环节做出针对性整改。此外，通过打造闲置资产盘活方案，针对非核心业务的厂房以及设备等实施清产核资，借助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措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以此将闲置资产占比控制在国企总资产的合理范围内，并借助剥离亏损子公司以及债转股等措施，切实保证国企资产负债率能够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

　　强化信用管理。国有企业应该打造全链条的信用保障机制，通过成立信用评级维护专班，以半年为周期与一系列国内外评级机构展开专题交流，并有针对性地优化评级关注指标，比如将流动比率控制在1.2以上，切实将利息保障倍数控制在3倍以上等。同时，通过打造标准化信息披露流程，比如在官网当中增设“国际投资者专区”，定期更新审计完毕的财务报表以及重大投资进展等各类有关数据信息，尤其是重大事项应确保于24小时内完成相关披露工作。

　　聚焦国家战略。国有企业应该将境外融资与国家战略进行深度绑定，比如对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与推行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以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等，针对海外项目库进行系统梳理，随后筛选出“一带*路”沿线涉及的基建以及新能源等各种满足政策导向的项目。在编制融资方案期间，应该明确资金的具体用途，比如国企在实际发行碳中和债券过程中，应该详细列明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光伏电站建设的具体比例，同时定期发布资金使用情况的详细报告，确保与ESG（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考虑在内的一种投资理念）投资标准接轨，以此提升对国际绿色投资者的吸引力。

　　优化融资结构与策略

　　灵活选用融资工具。国企应该根据自身需求精准匹配工具，比如对于成熟期国企一般可通过发行永续债方式有效补充资本金，借助“无固定到期日”这一特性合理地调整债务结构；对于成长期国企建议对可转换债券进行优先选用，并设置3—5年转股期，以此进一步降低初期利息成本。正式发行前国企应该全面梳理政策允许的相关工具清单，防止触碰监管红线。

　　多币种与限期配置。国企应该打造动态调整机制，通过成立汇率利率动态监督小组，以月度为周期分析一系列主要币种具体走势情况。比如当美元指数已经突破105时，应该及时地将美元融资占比调整在不超过30%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或者欧元融资；对于期限上可以推行“3+2”这一组合模式，其中30%设定为1—3年的短期融资以此满足流动性要求，剩余70%应该设定为5—10年的中长期融资主要用来匹配项目周期。借助办理外汇远期合约或者是利率互换等措施，有效地提前锁定未来偿债成本，从而对冲波动风险。

　　充分利用政策便利化措施

　　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这一措施的使用应该精准对接试点要求，针对一些集团型国企，首先审查自身是否符合外汇局试点相关条件要求，然后备齐营业执照以及跨境资金管理方案等相关材料，直接向属地外汇局提出申请。在通过审批后，借助国内资金主账户有效开展境内外成员企业资金的归集工作，以此统筹调配所有外债额度，使得一些零散额度能够得到有效整合增强议价能力。

　　加大对线上流程的运用力度。国企在运用线上流程时应该注意规范操作，充分借助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平台注册账号，然后依照模板上传一系列外债申请报告以及财务报表等相关材料，并通过系统自动校验功能审核格式正确性以及内容完整性。完成提交后，应该通过系统动态跟踪审批状态。若收到补充材料提示，应该于24小时内借助平台及时完成修订文件的上传工作，防止出现流程中断问题。在有效完成境外融资活动后，及时完成在线填报外债实际使用情况的相关备案表工作，并保证数据信息实时更新。

　　新政策为国企境外融资构建了“规范与支持并重”的制度框架。其中，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制度、合规管理要求等政策提升了风险防控效果，确保境外融资符合国家战略；优质企业差异化支持、外汇便利化措施等则为国企提供了更丰富灵活的境外融资渠道，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国企境外融资成效。因此，国企需结合政策提升自身资质、优化融资结构、加强合规管理，更好适应政策变化，充分发挥政策支持作用，让境外融资真正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