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日益受到重视,作为其重要方面,社会捐赠(尤其是大额捐赠)经常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研究在2017—2021年间随年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中,选取年捐赠金额高于所有样本企业5年间年捐赠额平均值的企业为样本,用事件研究法分析样本企业在5年内每年单次捐赠金额最大公告事件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表明:①上市公司捐赠事件的累计超额收益随捐赠金额的上升呈近似倒U型,当上市公司捐赠金额过大时,资本市场反馈相应受到负面影响,并在捐赠额达到一定程度时产生负反馈;②当捐赠金额达到足以产生负面公告效应的程度时,公告效应受除捐赠金额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捐赠事项、公告程序与措辞等。

　　关键词:公司大额捐赠;公告效应;事件研究法;公告程序措辞

　　0引言

　　长久以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就是评价企业社会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ESG理念越来越受重视,不仅是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市公司有关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也日益受到规范。2021年,证监会在《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中把“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列入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主要内容。可见,上市公司不仅应意识到社会责任履行本身的重要性,也应充分意识到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适当披露的重要性。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诸多途径,金智和黄承浩[1]指出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众多途径中具有自愿性的一种,往往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相联系。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捐赠(尤其是大额捐赠)经常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如近期鸿星尔克、东方甄选等企业就因向甘肃震灾区大额捐赠受到较大社会关注。那么,这类社会关注究竟会对企业产生哪些具体影响?公众是否总是对企业慈善捐赠持积极与欢迎的态度?

　　上述《指引》中关于社会责任的叙述含有这样的普遍认识,即上市公司在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着眼于经济利益的逻辑下运作,有重经济利益而轻社会责任的倾向,可能为了维护股东权益而削弱社会责任的履行。但在实际情况中反之亦然,即存在着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股东利益反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企业的捐赠活动并不总是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甚至可能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各类文件总是强调上市公司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捐赠会直接使企业资金大量流出,甚至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中小股东的利益,由此引发投资者的不满情绪。如鸿星尔克捐赠事件就引起社会公众对其“破产式捐赠”的不同反应,贵州茅台甚至曾因大额捐赠被200余名中小股东集体诉讼。

　　那么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真的总是会对企业的捐赠行为感到满意吗?在捐赠数额较大时,资本市场是否也可能对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负面反馈?如果是,那么捐赠金额到什么程度才会引起资本市场的负面反馈呢?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捐赠数额或区间,在小于这个区间时企业捐赠的总体公告效应仍向好,而一旦超过这个区间则转而为负,这是试图研究的问题。

　　为了研究上市公司大额捐赠的公告效应,选取2017—2021年间随年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中,年捐赠金额高于所有样本企业5年间年捐赠额平均值的企业为样本,用事件研究法分析样本企业在五年内每年单次捐赠金额最大公告事件的市场反应,并基于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大额捐赠的决策和公告方式提出建议。

　　1文献综述

　　1.1企业捐赠活动

　　1.1.1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

　　在以往关于企业捐赠活动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都着眼于企业捐赠的动机,如关于企业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2]、对企业诉讼风险的管理[3]和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应的经济动机[4]等。这些关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实际上间接反映出了慈善捐赠可能为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

　　1.1.2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

　　1.1.2.1企业捐赠对企业的积极影响

　　在企业捐赠的动机之外,以往关于企业捐赠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捐赠给企业带来的各种有利影响。这些有利影响包括提升声誉[5]、提升企业绩效[6]及可以防范风险的“伤害保险作用”[7]等。此外,Langan and Kumar[8]研究了消费者对企业捐赠活动的感知机制。大多数研究表明,企业捐赠在企业绩效、声誉等方面,要么影响不明显,要么产生积极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捐赠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1.1.2.2上市公司捐赠活动的公告效应

　　在股东反馈这一方面,企业捐赠对企业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以往对上市公司捐赠资本市场认可度的研究大多研究某一具体事件(如某次地震等自然灾害)或某一特定时期(如新冠疫情)下,资本市场对企业捐赠的反馈。但实际上,这类样本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市场更倾向于对这类捐赠作出积极反应、各企业较易出现“攀比效应”[9]等方面,故不能完全代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一般性捐赠行为的反应。

　　此外,企业捐赠的方式(物资或现金)也会影响捐赠的效果。捐物往往会取得比捐资更显著的正面效果[10],这与特定灾害事件或特定时期对市场心理的影响为同一机制。并且,企业面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进行的捐赠活动本身就比一般的捐资活动更可能涉及更大数额的捐物,故单单研究某一具体事件或特定时期下企业捐赠的公告效应,更利于获得与该特定事件或时期有关的特殊结果,而不利于得出适用于普遍情形下企业捐赠活动公告效应的一般结果。

　　在以往对企业捐赠公告效应的研究中,李越冬和张会芹[11]的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与资本市场认可度呈正相关关系;郑杲娉和徐永新[12]研究发现,在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下,慈善捐赠能够提升股东财富;Zhang等[13]的研究认为企业捐赠有助于防范股价崩盘风险,即企业捐赠有积极的公告效应;Capelle-Blancardet等[14]的研究认为正面的ESG公告平均收益为0,并不会带来显著的正向反馈。

　　以往的研究大多或是着眼于某一具体事件(如新冠疫情)带来的企业捐赠,或是不论金额研究企业慈善捐赠带来的总体公告效应,得出不显著或是显著积极效果的研究结果,较少有研究涉及那些有负面公告效应的捐赠活动并对其机制进行具体研究;在捐赠金额方面,大多研究均发现捐赠金额与资本市场认可度总体呈正相关,但较少有研究着眼于当捐赠金额大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相关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甚至被逆转。

　　1.2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1.2.1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动机与作用

　　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可按披露意愿分为自愿披露与应规披露。根据CSMAR数据库中的社会责任数据,2017—2021年间A股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中,16 910条为自愿披露,1 733条为应规披露。

　　根据以往研究,企业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较为复杂。从肯定性质的动因看,“漂绿”动机[15]、政治激励[16]都是影响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因素。从否定性质的动因看,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与隐瞒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关[17]。社会责任报告的净正面语调可能是为了隐匿坏消息,因此会加剧未来股价崩盘风险[18],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也可能是为了挽回年报问询函带来的声誉损失[19]。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有利于甄别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20]、抑制盈余管理[21]、通过减少社会责任缺失的情况提高企业绩效[22]等。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社会责任报告本身,而资本市场对其披露行为的反应则关注较少。本研究将从社会捐赠额这一具体视角切入,在检验捐赠事件公告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社会责任报告所产生的市场反应。

　　1.2.2捐赠事件的单独披露

　　虽然国家鼓励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而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的企业数量也快速上升,但有很大数量的上市公司仅每年统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而不披露单次的捐赠活动内容及金额等具体情况。根据Bond和Yao[23]的研究,由于不披露比披露更保险,涉及自愿信息披露时企业可能出现“沉默效应”。当企业无法确定ESG信息披露效果时,会倾向于不进行披露。这会对上市公司捐赠公告效应的样本选取和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结合上文所述,某一具体事件下的企业捐赠公告效应会受具体事件特殊性的影响,而对披露信息的取样则可能在“沉默效应”的作用下高估资本市场认可度。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捐赠数额对资本市场反馈的影响

　　企业捐赠作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印象往往是正面的,以往绝大多数文献对企业捐赠影响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捐赠事件的CAR(累计超额收费率)值会随着金额上升而呈上升趋势。因为企业捐赠往往能够提升社会声誉及消费者认可度,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并且企业捐赠本身作为减少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一个途径,也可能有助于企业治理机制的良好运转。特别是一些企业进行大额捐赠是与其业务发展有关,如捐资治河堤有利于生产用水、捐资给学校、科研机构及原材料种植机构等以此促进合作,实质上带有投资性质。这些因素也可能使企业捐赠引起积极效果。

　　但除此之外,研究重点关注当捐赠金额大到一定程度时公告效应是否会减弱甚至转正为负。关于企业慈善捐赠有如此多研究关注其动因,原因之一自然是企业捐赠直接引起企业资金流出。而企业因捐赠产生大规模的资金流出会对中小股东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可能引发诉讼,如贵州茅台曾因大额捐赠引发200余名中小股东集体诉讼。

　　一方面,捐赠会使企业负担显性和隐性的成本[24]。首先,大额资金流出对企业的现金流量有直接的影响,可能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降低企业竞争力。并且在没有完善而明确的章程来衡量企业的捐赠能力是否与企业的捐赠活动相匹配时,大额捐赠确实可能给企业价值带来损害。其次,捐赠同时可能带来与捐赠动机相关联的隐性成本,如经理人为满足自身效用,可能出于与提升企业价值无关的动机实施捐赠。

　　另一方面,大额捐赠可能直接从股利分红等方面影响股东利益。捐赠使企业资金或存货大规模流出,可供进行分红的资金也相应减少,即“相当于从每个股东那里捐了多少块钱”这样的思考方式。这一因素也会影响中小投资者对企业捐赠活动的认可度。

　　综合以上两方面得出研究基础假设:

　　H1:捐赠事件的CAR值随捐赠金额的上升呈近似“倒U形”,当捐赠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市场会相应产生负反馈。

　　2.2大额捐赠公告效应的其它影响因素

　　关于企业捐赠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基于上市公司发布的捐赠公告内容本身进行考察。企业的捐款公告主要包括下列要素:捐赠对象及性质(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捐赠事项或原因、捐赠内容(资金、物资或服务)、捐赠流程(包括议案通过情况、是否需提交股东大会等内容)等。在这些基本要素中,各公司公告的详简措辞也有很大的差异。如关于捐赠对象,如果捐赠对象为机构,公告是否详述该机构的历史沿革、资金流向、与捐赠方的历史交易等情况;关于捐赠的原因,有些公告会详述该项捐赠活动的产生背景及社会贡献,而有些公告仅在议案名称中体现;关于捐赠流程,在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捐赠活动中,有些公司会在公告中说明基于何种规章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而有些则不提及该议案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方能实施。在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捐赠活动中,是已经提交通过了还是尚未提交、捐赠结果未定。这些都是公告内容的差异之处。

　　除了上述必备要素外,企业的捐赠公告上可能存在另一些差异化内容。如一些上市公司发布的捐赠公告,会提及“不会对投资者利益构成重大影响”等语,而另一些公告则不会;在提及投资者利益的公告中,极少数会提及对投资者(主要是流通股股东)进行的切实补偿(如以现金分红方式补偿捐赠造成的每股收益减少金额),而大多数则不会。

　　在以往关于企业捐赠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的满足程度也是影响企业捐赠的一个重要方面[24]。故研究认为捐款公告中任何可能影响利益相关者(主要是中小股东)满意度的内容都可能影响企业捐赠的公告效应。故研究基于先决假设及上文所述公司捐赠公告的内容特点,就公司捐赠公告内容中金额之外的若干要素提出进一步假设。下文把公告中涉及捐赠原因或背景的内容称为“捐赠事项”(基于前文文献综述一节所述的捐赠事项特殊性,研究将捐赠事项分为疫情捐赠和其它捐赠);把“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是否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是否提及不影响公司发展股东利益等语”统称为“公告程序及措辞”。

　　H2a:资本市场对捐赠事件的反馈与捐赠事项相关。

　　H2b:资本市场对捐赠事件的反馈与公告程序及措辞相关。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取201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剔除ST与金融企业后,共得到来自4 037家公司的14 173条慈善捐赠数据。其中,对应社会责任报告采用独立披露方式的捐赠记录为4 067条,随同年报披露的为10 106条。值得说明的是,上述两类披露方式在信息价值与事件识别方面存在差异:随年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其报告中捐赠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往往较弱,相关信息更多见于财务报表附注或董事会决议公告;此外,该方式也难以将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界定为独立的公告事件。而在独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中,大多数不再就单次捐赠事件另行公告,因而其社会责任报告成为捐赠信息的主要来源。

　　本研究进一步聚焦于随年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样本,从中筛选出财务报表附注中“捐赠支出”高于同类企业五年平均水平的1 708条记录(涉及975家企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这些企业在2017—2021年间发布的公告进行了逐家审阅,筛选出包含单次捐赠信息的公告(如独立捐赠公告或涉及捐赠的董事会决议等)作为候选样本。

　　为保持样本的代表性与独立性,最终选取每家企业每年捐赠金额最高的一次公告事件构成有效样本。据此,每家企业在每年度至多贡献一条有效样本(观测期内累计0~5条),仅当同年出现捐赠金额完全并列的特殊情况时方予保留多条。

　　对于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本研究以其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日期作为事件日。此外,考虑到捐赠额较高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大,且更倾向于选择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为检验这一潜在偏差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在稳健性检验中专门分析2021年度A股市场中捐赠总额最高的30家企业。届时将逐一核查这些企业过去两年内的所有公告,无论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如何,以识别其中涉及的捐赠事项。

　　本研究主要关注随年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且年捐赠额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样本。在对上述975家企业所对应的1 708条记录进行公告搜集与整理后,共获得来自244家企业的327个有效公告事件。统计发现,其中单独披露的大额捐赠事件占比不足20%。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前文所提出的“沉默效应”,即多数企业倾向于不就大额捐赠行为进行专门公告。

　　3.2模型选取与变量定义

　　3.2.1短期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金融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分析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是否会引起公司股价等绩效指标的异常波动,来检验市场对该事件的反应程度与效率。该方法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并需满足事件未被市场提前预期、且研究窗口内无其他重大混杂事件等关键假设。

　　3.2.2累计超额收益率

　　在事件研究法中,由事件发生日确定事件窗口期(多为发生日前后各延长一段时间),根据估计期(如窗口期前120天)个股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相关关系得出窗口期内的预期收益率。异常收益率为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作差得出,累计异常收益率(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CAR)由异常收益率求和得到。具体模型见式(1)至式(4)。

　　3.3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股票交易数据、公司基本信息及财务报表附注中的年捐赠额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捐赠公告信息由2017—2021年上述975家上市公司所发布公告整理所得,公司公告来自巨潮资讯网。

　　4实证结果及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在327条样本数据中,按产权性质分类,104条为国企,其余为非国企;按捐赠内容是否涉及捐物分类,71条涉及捐物;按捐赠事项分类,有120条为新冠疫情捐赠,48条为扶贫捐赠,48条为教育捐赠,23条为赈灾捐赠,各捐赠事项可能略有重叠。

　　表1为描述性统计。由表可知,327条捐赠数据的平均捐赠额为1 186万元,捐赠额最小的捐赠事件为30万元,金额最大的捐赠事件为8.2亿元,捐赠额中位数为404.3万元。并且样本企业资产规模总体较大,平均值为172.5亿元,这也与实际情况相符,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有能力进行大额捐赠。

　　4.2基础假设检验结果及分析

　　4.2.1 CAR随捐赠金额总体变动图

　　由描述性统计可知327个有效样本事件捐赠额的大致分布。研究从30万元至3亿元人民币由小到大选取共19个不同金额,分别通过事件研究法计算样本事件中,捐赠额大于等于该数值的所有捐赠事件的CAR值,由此观察捐赠事件的CAR值是否会随金额的增加而降低甚至降为负数。

　　表2为在[-3,3]、[-5,5]和[-10,10]这三个窗口期内,各捐赠金额所对应的CAR值。由于各金额段所对应的事件数量并不随捐赠金额均匀分布,而是随着金额的增加前密后疏,所以选取的19个金额不是由小到大均匀增加,而是从200万元起每两段之间的间隔逐渐增大,见表2所示。

　　由表可知,CAR值确实会随捐赠金额的增加而产生峰值然后呈下降趋势。CAR峰值在[-3,3]的窗口期内出现在510万元左右;在[-5,5]的窗口期内出现在510万元和1 020万元左右;在[-10,10]的窗口期内出现在1 020万元左右。

　　在所有3个窗口期内,CAR值都从1 020万元起显著下降,并在单次捐赠额到达1 830万元时转为负数。

　　图1至图3为CAR随捐赠金额增加的变动图,能更直观地反映出捐赠金额过大对公告效应的影响。

　　由图1可知,当捐赠额到达一定程度时,CAR值会显著下降并逐渐趋于负面的公告效应。为了将CAR变动趋势更清晰地体现,将图1拆分成图2与图3,分别为30万~1 830万元和1 830万~3亿元的CAR变动图。

　　由图2可知,CAR值随捐赠额的增加先升后降,当捐赠额超过1 000万元时,CAR值开始呈大幅下降。当捐赠额到达1 500万~2 000万元之间时,资本市场给出了负面的反馈。

　　由图3可知,当单次捐赠额到达1 830万元时,总体CAR值就降至负数,且随金额的增加不断下降。当捐赠额超过3亿元时,CAR值降至-0.092 506 0。

　　4.2.2几个重要节点的具体检验结果

　　图4至图7分别为捐赠额大于等于30万元、1 020万元、1 830万元、3亿元时,捐赠事件在[-10,10]窗口期下的CAR推移图。

　　由图4可知,捐赠额大于等于30万元的捐赠事件的总体公告效应显著为正,从公告日前五天CAR值就开始不断上升。

　　由图5可知,当捐赠额到达1 020万元时,虽然CAR值仍为正,但已开始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研究基础假设H1成立,即当上市公司捐赠金额过大时,资本市场反馈可能相应受到负面影响,并在捐赠额到达一定程度时产生负反馈。

　　4.3稳健性检验

　　4.3.1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中不随年报披露(即单独发布)的部分作为公告事件,使用与上节类似的方法分别选取年捐赠总额高于平均、满一亿元和满两亿元的事件计算其CAR值。表3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CAR值计算结果。

　　由表可知,将单独发布具体捐赠事件公告替换为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后,假设依然成立,CAR值仍会随捐赠金额增加而减小甚至降为负数。

　　图8~图10分别为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事件中,年捐赠总额大于平均、满一亿元和满两亿元的CAR推移图。由图可知,CAR依然随捐赠额的增大进行了从“显著正反馈”、“公告日后CAR下降但仍为正”到“CAR显著下降并降为负值”的变化。

　　4.3.2子样本检验

　　选取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中年捐赠金额最大的30家企业,无论单独披露或随年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都逐家查阅其两年内公告中涉及捐赠事项的事件,两年内捐赠额最大的捐赠事件选为公告事件。表4为子样本检验结果。

　　由表可知,在不同的窗口期下,CAR值均显著为负,假设依然成立。

　　4.4.2捐赠程序及措辞

　　表6至表8分别为为将样本事件按是否为关联交易、是否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和是否提及“不会影响公司发展”“不会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等语分类后的CAR检验结果。由表可知,不涉及关联交易和不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会比涉及关联交易和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带来更正面的公告效应。而不提及是否涉及关联交易、不提及是否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带来的CAR值最低,对公告效应的影响最差。提及捐赠事件对公司发展的影响也比不提及有更优的公告效应。说明企业对中小股东知情权的尊重应当在捐赠公告中恰当地体现出来,无论措辞与程序如何,不披露引起的资本市场反馈是最差的。

　　5研究结论

　　5.1研究结果

　　根据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当上市公司捐赠金额过大时,资本市场反馈相应受到负面影响,并在捐赠额达到一定程度时产生负反馈。当单次捐赠金额达到1 020万元左右时,CAR值开始下降。当单次捐赠金额达到1 830万元左右时CAR值降为负数;②当捐赠金额高于常规捐赠额时,公告效应受除捐赠金额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捐赠事项、公告程序与措辞。疫情捐赠比其它捐赠的资本市场反馈更积极,且捐赠公告披露的完整性与规范性较为重要,涉及关联交易的大额捐赠更容易引起资本市场的负反馈,而提及捐赠事件对公司利益的影响会有助于资本市场产生更正向的反馈。

　　5.2建议与启示

　　5.2.1关于上市公司

　　一方面,应尊重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在捐赠活动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方面积极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上市公司应增强董事会建设,编写并披露规范且符合自身情况的《对外捐赠管理制度》,阐明在何种财务状况下公司不应进行对外捐赠,尤其是大额捐赠;健全在慈善捐赠方面的子公司管理制度,例如规定子公司可以进行捐赠的条件及最大金额;明确对于不同金额、不同类型的捐赠活动分别应采取何种披露方式,例如应明确在何种捐赠金额或捐赠金额相对于当年利润等财务指标的比例范围之外,公司的捐赠事项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后方能实施。

　　另一方面,在进行是否进行大额捐赠、捐赠方式及捐赠额的决策时,应审慎考虑,综合考虑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和中小股东利益,并注意流程规范性。当做出大额捐赠的决策时,公告中应审慎措辞,考虑中小股东对捐赠事件的反馈,并阐明捐赠行为背景及依据。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应严格遵照其《对外捐赠管理制度》,对于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后方能实施的捐赠提案,股东大会也应履行其职责,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有效审议而不仅是流程性审议。

　　5.2.2关于监管者

　　我国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规章尚不完善,宜加强在上市公司捐赠能力考察、捐赠披露流程及规范方面的制度建设。阐明股东大会及中小股东在公司捐赠活动过程中的权力和义务,敦促上市公司披露有效的《对外捐赠管理制度》,对上市公司捐赠在何种情况下需经由股东大会审议、何种情况下需向流通股股东明确披露进行更完善的建议与规定,以此规范并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5.2.3关于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及潜在中小投资者在了解一家上市公司时,除了财务情况等重要基本面信息外,也应对社会责任信息等可能间接影响公司发展及投资者利益的方面有所了解。在看待上市公司的捐赠活动,尤其是大额捐赠活动时,应综合考虑该企业的财务状况、捐赠金额、捐赠目的及捐赠事项可能对社会和公司本身带来的影响,理性看待上市公司的捐赠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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