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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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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7 09:55:10    来源:    作者:xieshijia

摘要: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农户作为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的行动者、建设者、监督者和受益者,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才能更好地参与其中。文章借鉴国际上数字素养的框架结构,参考数字乡村建设的应用场景,结合产业发展的诉求,以KAP模型为依据构建了包含数字认知、数字态度、数字行为、数字技能四维一体的KAPS递进式“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模型维度、体系构建进行了阐述,着力于为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计划提供测量维度和评价体系。

  摘要: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地农户作为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的行动者、建设者、监督者和受益者,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才能更好地参与其中。文章借鉴国际上数字素养的框架结构,参考数字乡村建设的应用场景,结合产业发展的诉求,以KAP模型为依据构建了包含数字认知、数字态度、数字行为、数字技能四维一体的KAPS递进式“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模型维度、体系构建进行了阐述,着力于为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计划提供测量维度和评价体系。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测评

  党的***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1]。乡村旅游在激活乡村活力、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农户收入等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产业兴旺的有效践行[2]。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时代主流,赋予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产业业态创新新动能[3]。在国家“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对接必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路径[4-6]。然而,乡村旅游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农户的内在数字化素养不相匹配,出现了城乡居民“数字鸿沟”的现象,其弥合对于乡村旅游数字化建设的惠普性和公平性至关重要,提升农户数字素养成为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的重点关注议题。因此,围绕数字乡村建设、数字素养提升,针对提升乡村旅游地农户的数字化认知力(认知和态度)、胜任力(行动)、创造力(技能)的目标,构建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有效测评,组织开展相关行动,衡量行动有效性的重要依据

  一、构建基础:概念内涵

  (一)数字素养的内涵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溯其起源,可追溯到媒介素养[7]、技术素养[8]和信息素养[9]的概念,1994年,美国学者Eshet Alkalai首次提出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概念,认为解决信息问题的技能是由读写基本素养、电脑技能素养、媒介素养和网络素养共同构成的[10],并于2004年、2012年分别进行了概念框架的完善。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到来,国际权威组织纷纷对数字素养进行了概念的界定,欧盟委员将其定义为:创造性、关键性和安全地使用ICT,以实现与工作、就业能力、学习、休闲、包容和社会参与有关的目标[11]。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数字经济的主流化拓深,数字素养成为人们适应数字化社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必备素养。在我国政策文件中,数字素养的首次明确性阐述来自于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实施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纲要》,纲要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指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1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地提出了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的规划目标[13]。

  数字素养的内涵随着时代和环境的更新升级,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有机融合过程,概念不断统一和规范化,是在不同素养的概念下演化出的适合当下数字环境的概念,是指数字社会中公民生活、学习、工作所需的数字化认知力(认知和态度)、胜任力(行动)、创造力(技能)的集中体现。在本研究中,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则是指,为适应乡村旅游产业的数字化发展与转型,当地农户在生活、学习、工作中所需要的数字化认知力(认知和态度)、胜任力(行动)、创造力(技能)等方面的素养,既包括数字相关技术和基本知识认知、信息交换和共享数字信息的鉴别和评价态度、在线互动与协作,以及衍生的创意性表达与创造新知识、利用数字技术来实现个人或职业目标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基于上述概念内涵的界定,展开本文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探讨。

  (二)数字素养的框架维度

  有关于数字素养的框架维度,很多国际组织、机构和学者等都进行了界定和研究,从宏观政策号召到微观教育实践,不断细化发展。而为了能更全面地把握数字素养需要具备的基本维度,本研究对国际上公认度比较高的框架维度进行了归纳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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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1的对比发现,现有国际组织虽然在数字素养的框架维度划分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都包含了数字化的“使用与操作”“信息获取与鉴别”“沟通与协作”“内容创作与整合”以及“问题解决”五个能力维度,指向了个体的“数字相关技术和基本知识认知”“信息交换和共享”“数字信息的鉴别和评价态度”“在线互动与协作”,以及衍生的“创意性表达与创造新知识”“利用数字技术来实现个人或职业目标”等方面的综合数字素养,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当前框架维度看,大多数集中在针对学生和教师的教育领域,尚缺少数字经济背景下与乡村旅游产业相关的研究成果,因此,乡村旅游地村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构建模型

  (一)锚定评价目标

  当前世界各国、各组织机构多从国家公民角度、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角度设计维度和指标,进行数字素养的评估和调查,这些指标体系在具体产业的运用上并不具有适用性,特别是由于经济差距、产业发展局限以及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的城乡“数字鸿沟”的现实障碍,制约了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农户的数字素养积累和广泛深度参与。

  评价目标决定评价模型,以乡村旅游地农户为目标对象,充分考虑其数字素养现状和差距,结合乡村地区的特殊情况以及农户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特殊就业形式,制定符合乡村旅游地农户使用的数字素养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这是开展针对性测度,掌握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实际状况,为农户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制定战略计划,采取针对性措施行动的基础,能够助力弥合“数字鸿沟”,提升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增强农户参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字产业发展的内在能动性,使农户作为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的行动者、建设者、监督者和受益者参与其中。因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必须符合乡村旅游地的基本情况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锚定乡村旅游地农户这一评价目标。

  (二)评价模型设计依据

  国内有关数字素养的规划纲要和战略行动,具体包括《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大量产业业态、数据资源、应用场景的数字化转型。另外,自2018年始,***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之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颁布和行动的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得初步进展,为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提供了总体参考框架和应用场景借鉴。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乡村产业和农户人力资源特点,构建契合数字乡村战略行动、适用乡村区域数字化转型的数字素养模型指标体系。

  此外,本文模型的构建主要参考国外“知信行理论模式(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简称KAP)”,该模型认为知识影响个人态度,进而影响实践或行为,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Knowledge)、产生态度(Attitude)和形成行为(Practice)三个连续过程。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同样也是“知信行”的连续变化过程。除此之外,考虑到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户就业、“输血”转“造血”的发展目标,需要农户具备从事乡村旅游业的相关职业技能,因此,乡村旅游地农户不仅需要具备“知信行”的数字素养,还要内化成利用数字技术创造新产品、实现个人或职业目标等综合技能,因此,模型在构建的过程中,对KAP模型进行了改进,将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分为知识(Knowledge)、产生态度(Attitude)、形成行为(Practice)和收获技能(Skills)四个阶段的连续过程,简称KAPS模型,这也是本文模型构建的基本框架。

  (三)评价模型结构阐释

  通过深入研讨和分析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数字素养框架维度,结合上文KAPS模型,本文将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模型分为数字认知、数字态度、数字行为、数字技能四个阶段,以知识理解、环境适应为数字认知基础,以数字意识、数字责任为态度表现,以数字应用、数字社交为行为表征,以数字内容创造、职业相关数字化能力为技能体现,四者环绕递进,相互关联支撑,共同构成了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模型的基本内容,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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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构建体系

  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与评价需要循序渐进、行业适用、多维提升,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围绕上述目标,遵循数字素养提升的演变阶段和“输血”转“造血”的振兴目标,对形成过程和目标结果进行系统的考量。

  (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为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针对性和可行性,在进行指标体系选取时需要考虑阶段递进、产业导向、可获可评的原则。

  指标体系的阶段式递进是整个指标体系构建的模型基础。农户数字素养的获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知识获取、产生态度、形成行为到收获技能四个阶段的由浅入深的培养过程,才能将数字技术的相关知识和能力内化成综合技能。因此,需要围绕不同阶段的素养目标设计不同的评价指标,这也是在进行数字素养测评时,判断成效深浅的依据。

  指标体系的产业导向是农户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特殊就业形式所决定的。数字素养的测评指标必须符合乡村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不仅需要具备“知信行”的数字素养,还要内化成产业所需的综合技能,才能作为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建设的行动者、建设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从而更加充分地参与其中。因此指标在选取的时候,需要结合乡村旅游相关涉农职业,创造性地生产数字化的信息和内容,构建数字化生产、包装、营销宣传、销售、服务等相关数字化素养评价指标。

  此外,选取的指标应该是可获得性强的,涉及范围内农户能够通过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获得相应数字素养的改进和提升,对各个评估对象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指标应优先考虑;并且,指标要可测性强,可评性高,能够通过数据评价指标反映出成效作用。

  (二)三级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前文KAPS模型和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本文构建了数字认知、数字态度、数字行为、数字技能4个一级指标环绕递进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知识理解、环境适应、数字意识、数字责任、数字应用、数字社交、数字内容创造、职业相关数字化能力8个二级指标,概念理解、技术理解、场景适应等22个三级指标,并为各个指标设计相应的权重,详见表2。

  1.知识理解、环境适应是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的认知基础

  农户对数字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对周边数字环境感知和适应是最基础的要素指标,也是培养农户态度,催生农户行为的前提,因此将其作为农户数字素养的首要环节。

  2.数字意识和数字责任是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的态度表现

  基于对数字知识的认知和理解,农户会产生自身行动的意识和思维指引,农户数字素养要求个体在使用数字技术的同时,需要充分且合理,既要有良好的道德和文明习惯,也要有防范风险、鉴别和批判的意识,因此,数字意识必须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它是农户数字素养的行为准则。

  3.数字应用、数字社交是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的行为表征

  数字技术的运用是农户最为直接和外显的评价内容,与农户的实际行动息息相关,充斥于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应用场景的使用和沟通交流过程中,是农户数字素养的重要支撑部分,也是农户数字化行为的集中体现。

  4.数字内容创造、职业相关数字化能力是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的技能体现

  这也是本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乡村旅游产业和农户人力资源特点,契合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农户技能要求所提出的指标,农户从事乡村旅游业的相关职业,需要在形成相关数字化行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习得和收获相关技能才能达到产业振兴的最终目标,包括创造性地生产数字化的信息和内容,进行数字化生产、包装、营销宣传、销售、服务等相关数字化工作,这是农户数字素养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开展数字素养提升行动的最终目标。

  四、总结

  本文在数字乡村发展框架的指引下,充分考虑乡村地区“数字鸿沟”的现实状况,结合乡村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农户的数字素养诉求,构建了KAPS四级递进式乡村旅游农户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为以后开展针对性测评、掌握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实际状况、制定农户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战略计划、开展提升行动提供了测度框架。

  目前,本文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以验证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后续开展具体测评工作室,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注意指标体系的迭代和持续完善,数字素养内涵与技能维度的边界与外延是动态变化的,会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不断丰富深化,指标体系也需要适应发展需求,及时调整、迭代和持续完善。

  二是注意平衡普适性与特殊性的调整关系,本文建立的指标是一般意义上的针对乡村旅游地农户数字素养的普适性指标,不同区域自然、文化背景不同,具有多样性场景差异,应适当调整相应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以使其具备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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