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决策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以往涉及群体商业意识这一文化维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以赵向阳等的《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中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1]以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作为群体商业意识的代理变量，进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了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为丰富相关领域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决策；商业意识；区域经济

　　一、研究背景

　　商业意识贯穿于整个商业过程，是进行商业活动的思维方法，属于文化的一个维度。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是意识的社会存在形式，科学的文化思想意识将对经济的推动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而商业意识的缺失将阻碍市场经济长期发展。如果中国作为经济体是高度整合的，那么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应该具有高度相关性，而如果文化产生了阻碍（比如具有商业意识的群体能更好地发现满足消费者需求、创造价值，实现更为可观的利润），那么将可能产生经济上的分割效应。“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表示为文化的函数”。所以，文化特质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活动有较大影响，它影响着人们的动机、态度、心理。个体商业意识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经济行为决策，群体的行为与决策又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已然改变，不再是同仇敌忾的小农经济，而正在形成范围日益增大的合作与分工，以实现成本的降低、收益的提高。这是以市场竞争为关键渠道的自上而下的流动，商业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因此，深入研究商业意识，辨明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1.文化维度不确定性规避与商业意识

　　文化的概念比较复杂与模糊，最初来源于拉丁语“culture”与“colera”，后来引申到精神领域，各学科的定义不尽相同，研究统计现已超过200种。20世纪60年代Krober、Kluckhohn系统总结过对文化的各种定义，有160种以上。后来，跨文化心理学的现身为文化研究领域开拓了新视野。Hofstede（2001）将文化分成了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阳性程度”“长期倾向”这五个维度。他将文化定义为“一种集体模式，即于人类思维中产生的，可以令各种群体与类型个体进行区分的群体模式”。[2]这说明文化的群体性质是其一个重要性质。GLOBE项目团队将文化分为“成就导向”“个人主义”“未来导向”“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性别平等”“权力距离”“人类导向”“过度自信”9个维度。

　　本文对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UAI）所采用的定义为在特定地域内，群体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忍耐程度。而不确定性规避作为文化的一个维度，对群体风险的偏好程度发挥了系统性的、根本性的作用。黄仁辉（2014）给出不确定性容忍度这一定义，即本文所提及的对不确定性规避，解释了其对风险与决策偏好的效用。文化本身具有区域性，在同一区域内，不确定性规避水平低，往往更具冒险与商业意识，更愿意承担风险。如果高，则更为保守。不确定性规避可以表现出风险偏好程度，风险偏好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群体商业意识。[3]所以，本文以不确定性规避作为虹桥，来量化出群体商业意识。

　　另外，跨文化研究将对象选为学生群体是最广泛的现象。本文以赵向阳等31个省市自治区的对“不确定性规避”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将群体商业意识进行量化。[1]对于调查问卷锁定对象为教师与大学一年级新生具有普遍适用性及代表性的依据是什么。此外，文化对群体有系统、根本性的作用，不确定性规避是文化中的一个维度，对群体发挥着作用。也即意味着个体年龄、身份等异质特征的拢动作用十分有限。在同一区域里的各种差异群体间，群体商业意识的差异较小，因此，对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也就可以类推到各自区域内的其他群体。

　　2.商业意识影响决策进而影响经济的逻辑推断

　　比如与苏中、苏北的江淮文化相比，上海的吴文化将工商因子进一步添加进了原稻作文化中，地区更具有冒险意识与商业意识，经济也更为发达。东部地区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人们往往更开放、更具有商业意识，商业经济更为发达，而中西部地区受历史小农经济影响更大，缺乏一定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市场敏感性，至今仍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吴义能（2006）将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进行比较。在市场、风险意识方面，先进区域勇于开拓市场，敢于承担风险；而落后区域没有市场观，不敢承担风险、畏首畏尾。[4]

　　商业意识是文化的一部分，群体风险偏好的作用关键因子是文化。张媛（2011）提出风险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决策，行为决策理论曾给出阐述，并指出了个体在群体中将产生对所处区域文化的内生化。个人的选择受文化的影响，风险偏好导致了决策的不同。商业意识强的人，往往勇于承担风险，更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有效管理生产要素，实现价值增值。个体商业意识汇集成群体商业意识，而经济活动本质上就是人的活动，体现为人的行为决策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5]

　　（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作出假设。

　　H0：假设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不相关。

　　H1：假设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赵向阳等的《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中31个省市自治区对“不确定性规避”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将解释变量群体商业意识进行量化。[1]同时，收集了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GDP、人口数，用它们的比值得到31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将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量化。通过散点图发现并剔除了北京市与上海市两个极端值。控制变量选择了地区与资源禀赋。资料、文献显示，各个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以刘勇（2005）提出的新划分方案，综合考虑各地区发展基本条件、各地区现有的生产能力以及各地区的当前发展水平后，将我国31个省份自治区划分为东北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地区分类。[6]以邵帅等（2010）所采用的方法对资源禀赋进行量化。[7]本文解释、控制变量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发布数据、文件，使用excel及spss进行数据分析。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群体商业意识。本文以赵向阳等31个省市自治区的对“不确定性规避”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将群体商业意识进行量化。[1]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由Hofstede[2]提出，且属于GLOBE项目团队划分的9个文化维度中的一个维度。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反映了风险偏好。

　　2.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人均GDP表示。GDP作为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反应一定时期内，一个地区中，所有的常住单位进行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人均量。

　　3.控制变量

　　区域经济发展受人的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影响，商业意识为人的主观条件，因此，本文选用了两个客观条件作为控制变量。第一，地区（REGION）。本文参照关于刘勇（2005）[6]提出的新划分方案，综合考虑各地区发展基本条件、各地区现有的生产能力以及各地区的当前发展水平后，将我国31个省份自治区划分为东北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将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与东部划分在一起，区别于以往分割，这可以提高地区的整体性。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及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状况的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第二，资源禀赋。即自然资源的富集程度。本文参考邵帅等（2010）[7]所采用的方法，对这两种指标进行量化。其中，自然资源依赖度采用采矿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比重作为虹桥，进行量化，自然资源丰裕度则由人均原煤产量作为虹桥量化。相关数据均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构建模型如下。

　　利用spss软件绘制散点图，剔除北京市、上海市两个极端值后，可发现对不确定性规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因此，可大致判定为适合建立线性回归方程。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口的比值，即人均GDP来体现区域经济发展境况。群体商业意识为解释变量，本文以赵向阳等[1]31个省市自治区的对“不确定性规避”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将群体商业意识进行量化。控制变量为地区与资源禀赋。其中地区根据刘勇[6]提出的新划分方案，综合考虑发展的基本条件、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当前的发展水平后，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北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采用邵帅等（2010）[7]的方法，对自然资源依赖度、自然资源丰裕度这两种指标进行量化。通过spss构造东、中、西三个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阝1、阝2、阝3、阝4为系数；代表误差项。模型（1）用于检验本文假设H0与H1，若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受到各区域群体商业意识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越好。反向则说明群体商业意识越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越好。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描述性分析，可以大体了解到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内部的数据情况。对表中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为显著。相关性分析可得到对不确定性规避与人均GDP相关性显著，具备进行回归分析可行性。

　　（二）回归分析

　　方程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系数为67 582.44，显著性为0.023<0.05，该模型具备显著统计意义，因此回归方程显著，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两变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调整的R2为41.1%，大于30%，拟合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该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两者关系。德宾-沃森检验自相关性为2.162符合。进行共线性检验，VIF均在5以下，因此无强烈共线性。P-P图沿渐近线分布，因此残差可判为正态分布。通过实证过程呈现，说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性关系。假设H1得到验证，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即群体商业意识强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更好。因此，群体商业意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具积极意义。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群体商业意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及软件基础。本文以对“不确定性规避”“各区域GDP指数”数据将群体商业意识进行量化。通过构建模型，建立因变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变量不确定性规避数值之间回归函数表达式，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现得出如下结论：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群体商业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二）建议

　　第一，政策战略的制定。各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要重视群体商业意识因素，文化发展应与经济发展同步。利用政策的引导转化人们思维方式。地区经济繁荣与否，人本身起着决定性因素，人的智力与精神动力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落后的观念，没有顺应市场经济潮流的文化，群体商业意识不足，就无法从落后的囹圄中成功脱身。比如，重视教育。改进教育政策，将使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不执拗于书本死知识、考试成绩、机械性记忆。而应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当地环境，能够真正学以致用。改进人才政策。引进优秀人才，注入新鲜血液。利用人才的感召、影响力及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领导、带动地区发展。

　　第二，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吸收传统文化、经济中的优秀成分，汲取西方研究、理论、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旧文化扬弃。并在分析自身优劣，且与区域实际相结合的历程中大胆创新、改革，与时俱进，促进人们观念变迁，充分挖掘各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培养出核心的竞争力，并以此来对各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地区间形成互动、加强交流与学习，实现文化融通、兼容并包。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好示范作用，落后地区学习并依据自身条件，进行群体观念上的改变、政策的有效引导、制度的革新、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发达地区也应居安思危，发挥优势，形成良性循环；与落后地区加强合作，将其从闭塞空间中引向市场。

　　六、结语

　　本文以区域GDP反应经济发展状况，从文化影响决策、群体决策影响经济发展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以赵向阳等[1]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中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作为群体商业意识的代理变量，减轻了文化难以量化的问题。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基于经济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结合的产物，丰富完善了有关文化、经济发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体系。但囿于论文涉及多种领域学科研究、基础数据的缺乏、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等复杂因素，本文难免存在狭隘与肤浅之处。倘若需要更为科学的研究结果，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笔者期待更多学者参与到相关方向的研究中，进一步辨明群体商业意识与区域经济发展间关系，为国家各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向阳，李海，孙川.中国区域文化地图：“大一统”抑或“多元化”?［J］.管理世界，2015（2）：101-119+187-188.

　　［2］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Comparing values，behaviors，instuti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1.

　　［3］黄仁辉.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决策偏好的影响［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

　　［4］吴义能.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5］张媛.区域文化与风险偏好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1.

　　［6］刘勇.关于我国"新三大地带"宏观区域格局划分的基本构想［J］.经济研究参考，2005（24）：2-12.

　　［7］邵帅，杨莉莉.自然资源丰裕、资源产业依赖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9）：26-44.